大牙 咬 东·西

      
     距离我读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》已经有一定的年头了，距离我买这本《我家》大概也半年有余了，所幸这两天把它读完了。这是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先生应《遇罗克遗作与回忆》编者之一的丁东先生的建议而作的，按照丁东先生的意思，俄罗斯有《古拉格群岛》，而中国也应该有记录其苦难的经典存世。打破中国历史学不过是帝王将相家史的传统，由一个家庭的命运试图反映出整个中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78年的时代图景。这是一个家庭的故事，然而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：“……两代六口人，倒有四人六次与牢狱结缘；同一座监狱，曾有四人五次在那里羁押。噩梦一样的命运，接连不断地光顾我的家。”当然，这些“罪犯”犯得不是偷窃、抢劫、杀人等等罪行，如果真的如此这般，竟然还出书，那真是无耻之极了。

      我没有窥探别人家庭的癖好，看这本书的目的，从大而无当的方面讲，我关心某个时代人类的命运；从细微之处讲，我关心遇罗克这个人——到目前为止，我只能通过上述的两本书来关心这么一个人。遇罗克之所以吸引我，我暗暗的算计了一下，主要出于其个人魅力，他的学识、勇气、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与介入、宽容之心都让我体会到很久已经没有的震撼——当然，国王想要智慧，阿凡提想要黄金，人总是关注自身比较缺少的东西。

     遇罗克在1966年的日记中写道：“ 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乃陈伯达所作。始知蒋介石何以从流氓爬上总统的高阶。蒋用两面手法，杀人行不义而为一己之私，实乃独夫也。……但陈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。其颂毛为‘智勇双全’、‘弥天大勇’足令人齿寒……依陈的推理，毛岂不也成了‘独裁者’了吗？”又有“读《波斯人信札》一百余页，自有妙句：‘对于宗教事业发展的热心，并不等于对宗教本身的爱戴，而且热爱宗教，遵奉宗教，决没有必要因此而憎恨与迫害不遵奉的人。’可把‘宗教’改为‘思想’或‘马列主义’。”一个1942年出生的青年，在那样的年代，能够有这样的见解，我很佩服。当然，当时也许无数人都有这样的见识，那些关在牛棚里的知识分子不是白痴，但是，有大智而无大勇，像杨绛先生那样关上小门成一统，冥想跳在半空中看人世兴衰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一点，在扫大街时跳华尔兹苦中作乐的人太多了一点。我不是不敬，我只是感慨当时的遇罗克实在太少。但遇罗克毕竟太稚嫩了，还没有经过世事的历练，他竟然真的就按照自己所想，端起了长枪去与风车作战了。1966年初，当吴晗受到批判的时候，“许多经历过多次‘运动’的长者，叹息着：‘又要来一场运动了’。”叹息只能是叹息，除了为春寒更增一分凉意，并没有其他的效益。遇罗克却拿起自己的武器，写了《从<海瑞罢官>谈历史遗产继承》，给《红旗》杂志和《北京日报》寄去，都被退了回来。1966年2月13日，遇罗克的15000的文章被《文汇报》改头换面以反面教材的面目3000字发表了，即《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》。在同一年，1966年8月14日，遇罗克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《出身论》的初稿，在遇罗文、牟志京、王建复等人的帮助下，1967年1月18日在《中学文革报》上正式登出。其后他又在这份只有七期寿命的报纸上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，为人世间的丑恶、为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、为定性为“混蛋”的贱民呐喊。

     我并不太愿意重复这些事实，但是我情不自禁。其实，我更愿意八卦的是遇罗克在专制之下的冷嘲。比如《出生论》中那句：“殊不知，‘自来红’只是一种馅子糟透了的月饼而已。”比如，他在街上看见交警用语录本指挥交通，说“就差让汽车喇叭改呼毛主席万岁了。”比如，面对所谓的破“四旧”种种敌视文明的行径，他的讽刺：“惊喜石碑革命化，只恨苍天未染红。”甚至，我还想说说遇罗克在狱中，面对审讯人员声色俱厉的疑似威胁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！他回答的是：让我家里帮我带一条牙膏过来。

     在我看来，不论是挺身而出还是无奈的冷嘲都是两方面结合的产物，一是学识，二是“死不低头；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。”的勇气。更加可贵的是，勇气与愤怒并没有遮蔽他理性和宽容的眼睛。他的日记中写道：“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玉鑫的大会，宋相当沉着……会上下雨了，群众多一半都找到了伞或是避雨的地方。宋挨淋，我若有伞我就想去给他打一下。鲁迅说：‘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’，……我同情他吗？不，我对他养尊处优，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，为一己私利服务，是恨入骨髓的。但是，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：‘你为什么删改八条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？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’这是荒唐的，似乎只有此才算罪过，……为此让他淋到大雨里，岂不枉哉？ ”他的愤怒与冷嘲，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因为个人恩怨，而是基于他常说的“为人类做了一点事情”。我以前总是对这样以解放全世界人民自命的举动嗤之以鼻，像王小波一样称之为“瞎浪漫”，但是遇罗克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真的做了，而且做到了。对于他，我如果嘲笑，那只能被自己的嘲笑所伤。

     面对这样一个年轻人，我常常感到无语，事实上，如上这么多的文字确实也是我在间歇性的沉默中断断续续的写成的。今天，再读关于他的书籍，我心中的滋味是复杂的。应该有那么一点自豪吧，可惜这种自豪有点虚张声势，正如时人有云“顾准的出现，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挺直了脊梁”，我是大不以为然的，这么说就是宽恕自己的罪过，显得无耻，为什么别人的出现才能给你补钙？或者，对于遇罗克，应该有那么一点惋惜吧，可是我又有什么资格惋惜呢？他带着自豪感和使命感，带着历史必将给予他正确评价的自信为真理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想来他对于自己的一生还是很满意的。那么，我剩下的情感也只有惭愧了。可是，唐继尧二十三岁为贵州都督，时人奉承他年轻有为，他说：“甘罗为秦上卿年甫十二，余视之有愧色矣。”于是，我连惭愧的资格都没有了。于是，不能惭愧，恐怕只能一头撞死了。

     附记：不知不觉，我发现我把遇罗克打造成了一个完人的形象，这是需要警惕的，但是，就我所得的这两本书来看，因为大多是其亲朋乃至志同道合的好友所著的纪念性的回忆文章，很难不给我留下如是美好的印象。网上有人攻击，称“他恐怕是个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他绝对拥护毛主席，拥护文化大革命，……他只是千千万万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信徒之一，他如果活着，也绝不是什么大器，而很可能是刽子手之一。”我以为这话是不确而且缺乏必要的事实根据的，相反，从遇罗克的日记中可以明显的看出，他对于文化大革命是持某种反对态度的，对于其中的许多做法是反感的，这些可以参照1966年5月22日的日记得出结论。先前，我读《出生论》等文章，也深觉其受毒害不浅，专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正统自居，批判其他荒谬的意见。但是，今天想来，我认为那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斗争策略。

      《我家》中有记载：“每个人还要在脖子上戴一个钢制器械，如果在现场喊叫，只消在后面一勒，即可休克。”想起张志新烈士的遭遇，不仅感慨中国刑具文化之发达。亦记之。